石声汉（1907-1971），湖南湘潭人。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农学史学家和教育家。在“建设西北”“开西北”的呼吁中，石声汉1932年随戴季陶赴陕西关中考察。在了解了西农的国家使命，目睹了关中人户逃散、满目荒凉的惨状后，石声汉决心奉献西北、扎根西农。为了能更好地服务干旱的西北地区，石声汉赴英留学，选择了学习植物生理学专业。1936年学成归国后，石声汉屏蔽了各种诱惑和暗示，遵从了内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来西农执教。1937年底，回湖南探亲的石声汉由于道路阻断，不能返校，被迫离开西农，颠沛于南方诸高校之间。解放后，石声汉拒绝了多方诱惑与挽留，于1951年重返西农，从此扎根杨凌，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汗水、智慧奉献给西农，贡献给西北。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期。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发出了“建设西北” “开发西北”的呼吁，提出了在西北“兴学兴农”的主张。
1932年春，开发西北的积极倡导者、推进者，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决定趁在洛阳开国难会议之便向西到陕西关中考察。临行前，他请求时任考试院“考选委员”的辛树帜举荐一个青年人记录他在关中考察中的演讲。辛树帜当即就向戴季陶推荐了石声汉。戴季陶一听说是石声汉，表示很满意，并且说：“这个人我有印象，1928年我们在中山大学时，去肇庆鼎湖山考察时就是他做的讲演记录，我在‘纪念周’的演讲也是他做的记录，这次的演讲记录人就是他了”。
于是辛树帜从南京发电报去杭州，告诉在浙江大学做助教的石声汉随戴季陶去陕西关中考察，盼请假一月。石声汉收到辛树帜发来的电报后，心想“我以前向北还没有走出过淮河，目前国家呼吁“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我也正想去认识西北、了解西北，以便能寻求为西北做点什么。”于是欣然答应了辛树帜的要求。浙大准假后，石声汉到南京报到，随考察团西行。
这次考察，戴季陶带了考试院30余名人员，石声汉作为掌管记录讲演的“随员”同行。1932年4月21日，戴季陶在西安对各界人士做的演讲是“中央关于开发西北之计划”。演讲中，戴季陶在强调了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后，详细阐述了中央在交通、水利、黄河造林、西北科学考察、文化古迹保存、国防线调查、发展西北、建设陪都八个方面的举措。4月25日，戴季陶在西安民乐园向西安各中等学校学生的讲演是“确立自信，拯救中国”，鼓励青年“西北者，即我中华民族之所发源，欲建设新中国，非复兴我民族文明根源之西北不可。是在诸青年同志同学，一起努力，信仰能坚固，则力量充盈，前途光明，不可限量”。
这两场演讲，均是石声汉做的演讲记录。在听到戴季陶向随行的30人宣称，一定要在关中办一所高等农业学校，解决陕西农业上的问题这一条消息后，石声汉就许下心愿，要改行学习植物生理学，探究作物生长与土壤水分等环境因子间的关系，以解决西北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1932年5月，戴季陶还在西安作《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该计划以“造成发展西北经济事业所必须之各级专门人才”为重点，规划要点：第一、先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第二、农林专科学校完成满三年后，即开办西北理学院。第三、理学院开办满二年或三年，主要各学系内容设备既已充实，人才已集，再开办工学院，或同时开办工、医两学院。而农林专科学校，亦可扩充为农学院。第四、行政及教育上之要件（如必须国立、经费配置、学生管理、学科设置要求等）《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案于1932年10月27日提经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27次会议，决议原则通过。
这次关中考察，石声汉作为开发西北的倡导者、推进者戴季陶的演讲记录人，通过现场记录、梳理戴季陶的“中央关于开发西北之计划”“确立自信，拯救中国”以及目睹关中人户逃散、满目荒凉、罂粟遍地的惨状，进一步加深了石声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奉献西北的决心，为他后来扎根西农夯实了思想基础。
1933年7月，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的石声汉看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报纸上发布招考第一届留英公费生招生广告，就踊跃报名。1933年8月中旬参加考试，考试地点在南京，考场设在位于大石桥的中央大学，考试科目有：中文（两篇作文）、英文、党义、业务课。考试采用严格密封的办法，先定录取成绩标准，按成绩决定录取人数，然后拆开密封，达到录取成绩标准者方可录取。第一届留英公费生考试全国应试者600余人，1933年8月下旬发榜，榜单是按考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排序。开榜结果只有9名学生达到成绩要求，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原定的名额20人要少很多，而石声汉在榜单中高居第二名，说明石声汉是第一届留英公费生中精英之精英。
1933年9月初，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南京为石声汉等9名留学生举行了茶话会，到会的主要是董事会的董事，其中有个别的英国人。董事长朱家骅在会上做了简短致词。一个英籍董事休士对留学生说：“你们到英国，能够大学毕业，得到优异的成绩，我就佩服你们了！”这个英国人的狂妄与轻蔑，深深刺痛了石声汉的神经。
1933年9月上旬，石声汉从上海启程，乘坐英国游船，到法国马赛登陆，上火车，经英伦海峡到达伦敦。
1933年10月到达伦敦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有一个秘书张似旅接待并安排石声汉一行住在旅馆里，此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的大使郭泰琪接见了石声汉一行。
为了实现“节水丰产，为西北干旱地区老百姓服务”的心愿，石声汉选择了进入伦敦大学的帝国理工学院植物生理研究班作研究生，导师为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植物生理系主任Fredrick Gugenhcim Gregory教授。
在英国，英国人将“庚子赔款”翻译成“拳师（指义和团）赔款”，这是一个带有污蔑性的名词，石声汉给同批留学的吴大任等同学说：“我们用这笔英国‘退回’的钱来留学是不光彩的。”
一次，他有二十镑钱丢了，到伦敦的公安机关报案，过了若干天再去追问，还是没有消息，他气愤地说：“如果英国人丢的，早该找到了！”当地公安部门的人很不高兴地说：“别太尖酸了！”但他丢失的钱始终没找回。其实当时在英国查找大额英镑是不难的，因为当时英国习惯五镑、十镑的钞票，每一转手都是要签字的，而且一到银行，一般就不再拿出来了。
当石声汉参观英国的博物馆时，看到他们把侵略别的国家的“胜利品”陈列出来，总觉得帝国主义者是不知羞耻的强盗。
屡遭英国人歧视的苦涩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交织在一起，促使石声汉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他舍弃与同学、当地华人交流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之中。他珍惜留学期间的分分秒秒，在帝国理工学院钻研植物生理学，远赴罗森士达农事试验场作田间试验，在伦敦作化学和统计分析。每个学期他都要用英文写一份学习情况报告，并附上导师的鉴定意见寄给“董事会”，主动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一年要汇报三次，因为英国每学年为三个学期。朱家骅看过报告后，对石声汉的学习成绩非常欣赏，并于1935年亲自单独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三年学成回国后到同济大学任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4月，石声汉完成了毕业论文并通过了口试，顺利拿到了伦敦大学授予的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还获得帝国理工学院学侣荣誉证书。
石声汉的博士论文题目：其它金属离子对大麦生长和水分含量的影响与缺钾之间的关系
按照“董事会”的规定，留学生公费三年，第三年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游学。石声汉在完成学业，拿到博士学位证后，因健康很坏，于1936年5月选择赴德国东部的不勒士劳疗养，6月到柏林，7月由西伯利亚归国。
石声汉比董事会规定的三年留学期限提前了3个月回到国内，是第一届留英公费生中第一个回国的留学生。
回到国内，石声汉先到南京向董事会报到。那天朱家骅刚好在董事会，就亲自接见了石声汉，征求他对留英公费生规模及管理方面的意见，并向石声汉说：“同济要办理学院，有生物系，你去很合适；另外，辛树帜已到武功，西北农专已成立，开始招生，你去也合适。具体去哪儿，你个人选择吧。”
一听说西北农专已经开办，石声汉十分高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农，“替民族国家做点事情”，当时的思想很简单，“西北是中国最苦的地方，农林是使西北繁荣的最好出路，到西北能轻松实现我的科学救国理想。”
1936年8月，石声汉正式担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生物学教授。1937年的寒假，石声汉回湖南探亲，由于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道路阻断，春节后返校恐极困难。为了不耽误下一个学期学生的正常上课，也考虑到为学校节省无谓多余的开支，石声汉于1937年12月28日给校长辛树帜写信，主动请求自1938年1月1日起解职，并主动提出从批准之日起停薪。国难当头，石声汉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出路与收入，割舍不下的仍是远在西北的西农教学与发展。辛树帜收到来信后，依依不舍而又无奈地在信上写下“准其辞职”四个字。
在战火不断的年代，辞职西农后的石声汉在湖南长沙东乡仙人市休息半年后，因生活所迫，颠沛于广西的八步、桂林，云南昆明，四川的李庄、乐山、峨眉，甘肃的兰州，湖北的武昌等地，分别在同济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技艺专科学校、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广西大学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其中，从1941年8月-1951年2月在武汉大学任生物系教授。
解放初期是新、旧制度的过渡时期，也是个人思想被认知的敏感时期，具有“傲上不傲下”“说话幽默风趣”“喜讲挖苦话”标签的石声汉在这一时期非常容易被误解。
在武大的减薪运动中，当时石先生的薪水是300分，他自己提出减150分，后来领导认为他子女多、负担重，决定只减50分，但当时有些人就认为他提出减150分并不是真心的，是带有气愤在里面。
在武大接管期间，由于石声汉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等资料最多，清点起来很难，他就在理学院的交收大会上风趣地说：“他们要我们清点件数，我认为件数没法清点，比如一个植物标本，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虫子，我请问这是一件？还是四件？”这一席带有专业性的调侃话被人们误以为他是接管。一连串的误解带来的委屈使他萌生了离开武大的想法。此外， 武汉气候湿热，每年都有多雨的黄梅季节，这对患严重哮喘病和心脏病的石声汉的健康也不利。
恰在这时，辛树帜于1950年4月重回西北农学院任院长，欲聘石声汉去西农任教。而到大西北去解决干旱、半干旱地区作物需水问题本是石声汉青年时代的理想。1951年2月，石声汉向武汉大学提出辞职，请求来西农。
在石声汉要求离开武大时，武大校领导徐懋庸亲自到他家里，和石先生谈话，主要是解释一些误会。武大教务长何定杰也亲自到石先生家里，恳切地挽留他。有一次在生物系的教员会上，全系教员都挽留他。他急了，说：“你们再留我，我就到磨山去。”磨山是武大的公墓。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教育也是如此。各高校都求贤若渴。对石声汉这样的国家顶级人才更是求之不得，武大不可能放人。
在辞职不允的情况下，石声汉向武大校领导说武汉的气候不适合他，请求让他来西北修养1-3学期，校领导徐懋庸认为这个要求很合理，就准许了石先生来西农。
1951年春天，石声汉离开武大，来到西农。在西农组织和领导的周到照顾下，在西农“五一坐着轿子”的尊师重教氛围熏陶下，石声汉工作上、思想上的自信心得以恢复，健康也增进了不少。虽然他有时感觉体力衰退、容易疲劳，但一进教室，同学们的殷勤照顾与专心学习的态度，又使他非常兴奋，非打起精神来讲好每一堂课。他决定将自己的所有力量丝毫没有保留地奉献给西农。从此，石先生抵挡住了外界的种种诱惑，再也没有离开过西农。
正如原广西农学院赵佩莹教授1956年8月14日所预言：“石声汉是稀世奇才，只要他的健康不恶化，能多活20年，我相信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有巨大的贡献。”确实如此。解放后，在西农有限的20年时间里，石声汉为解决制约我国大西北发展的干旱问题，开展以抗旱为目标的水分生理研究,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植物生理研究人才。50年代中期以后,他响应政府号召,开始致力于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整理我国古代农业遗产,先后发表专著、论文330余万字,初步确立我国农史学科体系,获得国内外同行专家极高评价,成为中国当代农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