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逃离大厂、疫情等众多关键词叠加在一起，回归自然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新时尚，于是露营爆火，318川藏线大堵车，农村成为新的风景线，甚至许多年轻人走上“当农民”这条路……

  2020年元旦过后没几天，90后海归硕士阮航就迫不及待从北京飞往新疆。此行，他要做一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抉择：离开互联网大公司，投身农业。

  墨尔本大学留学、海归硕士、互联网大公司，这是阮航身上的三个标签。他曾在百度商业产品部任产品经理，负责广告算法和策略的工作。这是百度最核心的收入部门之一，“作为互联网三大变现模式之一，广告业务无论是短期还是长久来看都是有‘钱’景的，但我依旧是觉得该去做一些真正属于自身个人的事情了”。

  在新疆等待阮航的，是他的一位同龄学长，胡志宏。胡志宏也有光鲜的履历：武汉大学毕业、被点招进农业部，后在某金融科技公司做高管。此时，胡志宏在新疆刚待上两个月，正在筹划一个农业创业项目。

  不出意外，两人一拍即合。如今，他们共同经营着一家名为云地农服的农业科学技术公司，做数字化农产品服务平台。

  他们并不是孤例。2021年，农业科学技术公司爱科农的农服业务来到新疆、内蒙，于是，一帮有别于传统农民的“新农人”也到达这里。而今年，其在新疆建了十万亩超级农田，并招下40余名年轻人来此“种地”。他们的普遍特征是：95后、本硕学历、受过系统的农业知识培训。

  曾被诟病缺少年轻人的农田里，如今开始聚集着一群有学历、有技能的年轻“农民”，而且这个群体已经颇具规模。拼多多发布的《2021新新农人成长报告》显示，以95后为代表的“新新农人”慢慢的变成了推动农产品上行的崭新力量。截至2021年10月，平台“新新农人”数量已超过12.6万人。

  第三方招聘平台BOSS直聘披露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参考2021年应届生招聘情况看，尽管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仍是传统的“岗位大户”，但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且就业情况存在“过于饱和”现象。相比之下，以智慧农业、现代化养殖、农产品营销为代表的岗位规模同比增长135%。

  7年前，在移动网络的浪潮下，曾经也有一批农业教授、农业博士下到农田，他们用AI、智能硬件等技术验证了农业科学技术化的模型；而这一次年轻人“种地”背后，是更多的高学历毕业生俯身走到农田，用脚下的泥筑起农业科技的壁垒。

  从过去“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的被动式回村，到现在的主动下乡，似乎在慢慢的变多年轻人心中，农业不再是避之不及的落后产业，而是社会价值和科技前景的指向，甚至成为一种值得骄傲的新时尚。

  如果算上旅游的经历，阮航对新疆其实已经不算陌生了。但是2020年初奔赴新疆，参加那次正要决定他日后职业生涯走向的研讨会时，阮航却发现了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原来我对农业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

  阮航打小在武汉长大，在此之前从没真正体验过农业生产，“父亲在教育行业开办公司，只有爷爷奶奶这一辈在农村里的生活。”而且，他大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硕士一毕业就去了百度，在“现金牛”部门商业产品部任产品经理。

  甚至在父亲的规划里，阮航“最起码还可以回武汉接班的”。为此，他一直反对儿子的这个选择。

  可就在他“犹豫”的时候，胡志宏打来电话：新疆这边做农业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创业会很顺利。“后来看，当时的情况并没那么顺利，创业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尽管当时啥也不知道，但因为对他比较信任，自己也还有一定的试错空间，所以就很头铁地过来了。”阮航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对于职业方向这件事，他并不是只凭一腔热血和信任，“我个人还是有一点浪漫主义，遥远的边疆、金色的麦田，怎么想都是值得人体验一回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太需要一个不同的环境来重新认识自己了，而去新疆做农业的这个机会恰好出现在我面前。”阮航说。

  “相比互联网，农业这个行业的好处是，对年轻人来说，你想去实现一个小的理想、一个小的追求，你只用投入四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得到加倍的回报。”阮航的感觉是，农业的基准线非常低，只要带着一点创新、灵活的思维，就能让它在某方面得到很高的提升。

  而过去一线城市大厂的工作，尽管让他拿着高工资，但始终还是在前辈设计的框架下做着修修补补的工作，“基本没太多新机会了”。

  最初到达新疆的半年里，阮航最犯愁的就是语言不通。一家只有几个人的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很难专门配个翻译，但自己又要跟不会普通话的农民们交流，阮航只能靠猜对方的手势、以及问身边经验更丰富的伙伴来理解他们，甚至没事儿就要到农田找当地人请教。

  一来二去，他对农业的热情也慢慢变得很高，“农业让我真正‘踏实’了下来，理解了‘五环外’世界的运行规则，这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群的都依靠的规则。”

  95后夏浩然，是沈阳农业大学硕士，本科学生物，研究生改为农学。2020年一毕业就去了农业科学技术公司爱科农，成为农艺师。他在内蒙古通辽市，和另外两人共同以技术员身份管着一片玉米地。

  夏浩然所在的农场，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50公里，“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去哪儿都不方便。”而且，由于距离较远，他也没办法经常去县城逛街，“甚至给汽车加油也要按月算，每次去县城要带回一个月的汽油。”

  但另一面，也有让他陶醉的地方，“这里天是蓝的，一眼看到天边没有一点障碍；地是绿的，一片大草原。”

  在这里，夏浩然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玉米的前端种植，“每天都跟玉米打交道，采集玉米生长数据。”他已经养成了跟农民一样的作息规律，夏天早晨四点左右起床，吃饭，规划一天的工作；然后六七点出门，下到农田，巡田、采集数据、监督农事操作。

  在农事繁忙的时期，做完这些工作要到晚上八九点，而且没有周六日。但好处是，这种繁忙的时期不会持续很长，通常是十多天，而且每天的时间安排也弹性自由。相比常年累月坐在办公的地方的电脑前，这的确更吸引不羁的年轻人。

  这种生活真是他喜欢的吗？他很腼腆地回答道：“不好说，反正就感觉自己可以在这里干下去。”

  如果说这些过去跟农业少有接触的年轻人进入农业可能是一时冲动的线年的鹏飞算是年轻人中的“老农人”了。

  2016年从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他，最开始在农业公司孟山都（后被拜耳收购），做种子研发的工作；后加入爱科农，成为一名农艺师，职责是“指导种地”——作为农业技术专家到农田解决种植问题。

  拜耳、孟山都之于农业，相当于阿里、腾讯之于互联网，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厂”。鹏飞选择从农业大厂的实验室跳出，来到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有自己的考虑：大厂的经历让自己在专业相关知识、职业素养等方面都完成了积累，但由于所学知识实践机会较少，自身发展也受到限制。投身农业科学技术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走到规模化种植的一线，就成了他思考后的职业新起点。

  在这些原因之下，一波波年轻人逐渐找到新起点：「甲子光年」获悉，目前爱科农公司有员工160人左右，其中农业技术人员有近60人；而这60人中，新疆则占了40人。而去年年底，爱科农在新疆的农业人员只有2名。

  阮航所在的云地农服也表现出了这种趋势：一个20人左右的科技公司，绝大多数人员在新疆，他们的工作是下地做农服和平台研发，且几乎都是90后，“北京团队只有2名技术人员，做供应链平台研发”。

  甚至，慢慢的变多农业科学技术公司也到新疆扎根。“乌鲁木齐有个软件产业园，前几年这个产业园一直空着，但从去年开始，来了一批做农业科学技术项目的公司。”云地农服CEO胡志宏说。

  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大蚯蚓创始人李迅也有这个感受。今年春他受邀去了一趟西北，见了一帮以90后为主的年轻人，“他们之前做水利工程，现在也希望结合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来改造高标准农田运营模式。”

  就连农业高校，也开始走向农业产业深处。作为湖南农业大学“神农学者”客座教授的李迅，在今年明显感觉到，身边老师谈论将农业技术转化成项目的时候慢慢的变多了，农业高校也开始到市场上拿项目，“像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一样”，从过去的纯学术研究，开始向产业延伸，推出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很多年轻人从事农业，确实出于喜爱。熊猫资本合伙人李论从2020年开始将目光投向农业，并走访了许多农业场景和项目。他发现，喜爱农业的年轻人“毫无疑问是变多了”。甚至在跟他们深入交流之后，李论可以感觉到“眼睛里有光，跟不喜欢农业的人不一样”。

  李论的看法是，一方面土地的客观条件正在变化，大量的土地开始连片，高标准农田慢慢的变多，农村环境越来越美，这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动力之一；此外农业科学技术公司到了要突破场景的时候，而大田集中的新疆、黑龙江是最好的选择。

  按过去传统农村劳动力的水平，一个农民靠人力的年种植规模，大概10亩就是极限了；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备后，这个数量大概在50~100亩。

  “这里的土地，规模小的也要六七百亩一块，大的要上万亩。”而作为爱科农在新疆公司运营部第二大队的队长，叶肯奔要跟团队一起管理整个博乐市近10万亩的土地。

  韩轶的工作地点在伊宁，紧邻边境线。这里大部分地块的规模要1000亩以上，有的会达到7000亩。“我们示范田完全是自己管理，两个跟我一样年轻的人，二十四五岁刚毕业，管8000亩的农田。”韩轶称。

  而在内蒙古通辽市大田工作的夏浩然，则跟另外两名同伴管理着10000亩玉米地，平均每人要管理3000多亩。

  别看管的农田面积大，可农忙节奏是一样紧的。比如说播种，就只有那十几天的时间，错过农时就很难补救了；收获是相同，到时间就要立即收上来，不然作物凋零收割更麻烦。

  在真正接触农业之前，爱科农新疆分公司运营部叶肯奔曾经一度认为，只要把种子种下，年底就能收割，“后来才知道，你还得管理，了解每个作物的生长节点，做相应的除草、施肥、浇水等等工作。”

  他从新疆农业大学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学校里学到很多作物生长、农田管理等农业知识。但这些知识一到大田就没法用了，“大田一般都是几千亩、上万亩，环境太复杂，靠人的经验很难预测作物生长变化，进行精细化管理。”

  而且这种精细化管理，并不是谁都能做。“我们做精细化种植，会用到很多种模型、算法。”

  用爱科农农艺师鹏飞的话说，这类种植模型能够理解为AI，“模型的建立需要大量数据来反馈、校正。”

  因此，他的工作不仅要监督执行种植方案，更重要的是收集大量数据并优化模型：监测作物长势，采集数据，包括土壤数据、气候数据、作物数据等，然后上传数据，由模型组进行数据分析，优化模型，并就田间异常给出解决方案；此外，所在农场的农事操作都是由种植系统自动生成，发送给工人执行，接着进行记录，所有操作都有据可查。

  “在玉米后期，我们在一块田里大概要采集1200个数据。你能想象那种画面，一到农田，我们就掏出设备，然后按出1000多个数。包括作物叶子得长和宽，叶绿素含量等等。”在新疆做农服服务的韩轶告诉「甲子光年」。1998年出生的他，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大学，已经在当地农场工作了一年多。随着工作的成熟，他对这份工作也越发喜爱。

  可以预测，随着慢慢的变多的农作物生长被数据“解构”，数据反哺到模型中，当数据达到一定量级，“种地”便不会在局限于农民的脚步所及。届时，一个人还可以管理无数亩同类的农作物。

  「甲子光年」曾在农业科学技术领域采访过多位创业者，大致勾勒出一条高学历人才流向农业的图谱：

  2012年之前：以老一辈农业专家为主，主要做种植、养殖的小规模实验，分布在各地的试验田；

  2013-2018年：科技创业者为主，多为科技公司高管、农业博士等，尝试将农业科学技术落地，比如爱科农创始人郭建明是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大蚯蚓创始人李迅是湖南农业大学客座教授，他们创办的公司也多分布在北上广深等科技发达的一线年之后：之前科技落地农业的路径被验证，年轻的科学技术人才加速流入，他们以本科硕士生为主，地点也从一线城市向新疆、内蒙等耕地更集中的地方。

  从2010年开始，国内土地流转加速，加上移动网络带来的互联网科技浪潮崛起，以物联网、智能硬件、决策分析系统为代表的科技逐渐进入农业，并获得投资人青睐。第三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到2016年，农业和食品领域初创企业融资出现第一个高峰。由此，农业开始获得大量科技创业者、农业博士的关注。

  彼时，农业面貌大有焕然一新之感：前端有无人机飞到农田，播种、撒药、植保；中端，一些数字化管理平台、大屏等设施纷纷走进农业场景；后端则是各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纷纷崛起，意图用网络技术打通农产品流通。

  光鲜没能维持多久。无人机植保在大田成为一种提升农事效率的利器，但在小田或者山区则毫无用武之地；农业大屏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则因为不够实用，在to G的示范项目里变成一种摆设；而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则因为难以跨过供应链等难题倒在了消费互联网的寒冬里，比如近日被曝资金链断裂的每日优鲜和一众倒下社区团购项目。

  2020年，「甲子光年」曾跟一位农业科学技术从业者交流，他表达了一个观察和感受：现在的数字农业工程，做了很多大屏、光谱、精准农业的事情，但真正用数字化去解决农业实际问题的工程却很少。

  之所以这些数字化技术没能真正落到农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人来运营——项目建成，就成了展示，无人维护，也无人更新数据。

  但随着慢慢的变多年轻的本科硕士们俯身进农田，采集数据，完善模型，科技也真正走向农田。

  韩轶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巡田时看到作物叶子变暗发黄，一测叶绿素只有27，而正常的标准应该在47~50之间。于是他立即将这一变化上报，并判断是水肥没跟上。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农田肥力不足，农民首先会想到补肥。他会凭借经验买来化肥，然后估算着量撒到农田里。这里面的问题是，肥料包含几十种元素，农田真正缺的是哪几种？缺多少？这样一些问题都不能精确解决。最后，就出现施肥不见效、乃至浪费的情况。

  云地农服从农产品供需场景切入，用数字农业服务平台在土地分散经营现状下实现集约化管理和运营。“你能够理解为一头抓农户，一头抓市场。把市场的产品需求和订单转化为产品质量标准，再倒推种植标准，从农户端优化种植和管理。”创始人兼CEO胡志宏告诉「甲子光年」。

  而作为云地农服CTO的阮航，则用代码将这一想法变成现实。从农田地图、到采收调度系统，都是他带着研发团队，在农田找需求、采数据，一步步做出来的。

  以前，他不仅连一句新疆话也听不懂，还对新疆的农产品分布也毫无概念。但今天，他已能熟悉地说出新疆不同地方的主产作物面积，比如焉耆盆地工业番茄的种植培养面积是18万亩，辣椒种植培养面积60万亩……

  科技落下去，还要有效果出来。用数据“种”出来的农作物，到底有什么不同？这需要产量说话。“去年我们通辽的农场收获后，平均每亩地的玉米产量是700公斤。周围其他农户的玉米亩产大概在500公斤左右。测算下来，数据化平均能提高20%~30%的玉米亩产量，也能降低一部分农药的成本。”鹏飞称。

  产量提升之外，农产品的销售也与下游加工厂更加匹配。胡志宏以某客户采购番茄加工番茄酱为例，2019年在平台介入前，某客户加工番茄酱的单耗是7.68，即7.68吨番茄才能出1吨番茄酱；2020年，通过数字化平台对番茄分类和匹配后，客户加工番茄酱的单耗就降到6.86，也即只需要6.86吨番茄就可以出1吨番茄酱。

  这也让阮航有了更多的信心。“每到收获季，看到农户都打开手机用我们的软件，而不再是拿旧账本记产量，我能明显能够感觉到我们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化，我的满足感就会油然而生。”

  “之前很多科技公司来新疆，其实并没有带来线%的农服公司，就是帮助种子、化肥公司卖农资，或者卖农机。”一位农业从业者表示。这种方式，出发点就不是为提升农户产量，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农民并不相信“农业科学技术”。

  但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正在改变。“作物的生长骗不了人。如果周围的农民看到你农田作物长得好，收成好，就会问你用了什么，我们把种地的明细拿给他看就好了。”农艺师韩轶说。

  这种方法，比直接去推销农服的效果要好得多。“我曾经遇到一个农户，有一次跟对方商量为他们提供种植管理服务，结果他看见我们的无人机就把型号说出来了，然后还说自己也想搞一台。他们已开始接受这种新的农业服务模式了。”韩轶说。

  他告诉「甲子光年」，目前他接触下来的农户，基本都接受了这种模型化的种田服务。

  另一个变化是，那些当初反对孩子从大城市流向农村种地的家人，也开始理解、甚至支持这种选择。

  鹏飞毕业后选择进入农业领域时，曾受到家里父母的不理解，“在他们的认知中，农业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行业，风吹日晒很辛苦。”

  不过在他的“科普”下，父母也开始了解现代农业都是靠智慧种植方案、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田等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农业管理，“现在他们除了好奇，还很欣慰！”鹏飞说。

  叶肯奔的父母也一直务农，但他们并不排斥儿子的选择。“他们很尊重我的选择。最初我从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上辞职，来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他们都很支持。”

  甚至一些人已经在新疆“扎根”。今年24岁的韩轶是从黑龙江到新疆求学，如今已经毕业后已经在此安家工作，“像我们很多同学，也都留在这里从事农业口的工作。”

  为了区别于老一辈新农人，这些95后的“农民”们被冠以一个更可爱的称呼——新新农人。拼多多发布的《2021新新农人成长报告》显示，以95后为代表的“新新农人”慢慢的变成了推动农产品上行的崭新力量。截至2021年10月，平台“新新农人”数量已超过12.6万人。

  阮航的父亲，已经不止一次劝说儿子回到武汉。“前段时间，父亲还劝说我，为何需要在那么远的地方漂着。还有我的外公，他一直在农村里的生活，过去我经常给他讲在网络公司的经历，他很感兴趣，可一讲做农业的事情就不想听了。”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很理解父母的这种想法。尤其父母种了一辈子地，你读完书后又回来种地。大家会觉得你又回到了一个很落后的行业。”夏浩然说。但农业需要年轻人来改变。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下一步规划：“一是往技术岗走，成为农业技术特别牛的人，任何人都问不倒；二是发展自己组织、沟通、交流能力，成为领导层。两方面都得具备。”

  。”阮航的计划是，先把已有的平台和服务模式在新疆跑通，然后将业务向东部扩展。就算不会长久地在新疆生活，农业也已经成了他事业的一部分。

  2021年12月，中国老年学会农村养老分会主任朱启臻曾在一档节目中表示，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农村种地的都是老人，然而“老年群体很难承担现代农业的主体责任”。他提到，未来农业必须有年轻人，

  。倘若把数据放大，2022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1076万人，10余万的“新新农人”确实是少数，但一代人的心态变迁已经不可阻挡：比如抖音上，曾经的“李子柒”和当下的“张同学”都因展现农村风貌和生活而大火全网，赚足了年轻人的目光和热情。

  这映衬出，农业、农田不再是年轻人避之不及的落后之地，而是蕴含科技和诗意的向往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