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并不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现象，而是像所有概念一样有其历史。人们可能因为一系列的特征或社会地位而被污名化，例如贫穷、肥胖、智力障碍等通常被认为是偏离社会规范中的“不正常”。

  大多数社会学研究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的理解源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畅销书《成见：被破坏的身份管理笔记》 (1963)中所写的定义：“污名化是“一种非常不可信的属性”，用于使一个人或一群人失去完全被社会接受的资格”。在该书出版后的60年里，戈夫曼对污名化的描述被证明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概念，它激发了人们对社会成见及其影响的研究并发展了反污名化运动。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2019）年宣称心理问题的污名化是“影响心理健康消费者和共同生活的亲属生活品质的最重要的障碍——比疾病本身更严重。”作为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视的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的消除心理健康方面的耻辱和歧视委员会（2022）也反对污名化，认为其“违反了基本人权，对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产生了严重的有害影响，加剧了边缘化和社会排斥”，并提议“现在是结束对精神疾病患者一切形式的污名化和歧视的时候了。他们面临双重危险:原发疾病的影响和污名化的难以处理的后果。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污名化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图1:See Me是苏格兰的国家项目，旨在结束心理问题污名化。（来源:See Me官网）

  柳叶刀委员会总结了污名化对生活中四个主要领域的影响（同时参见Shunned 2006），以更详细地了解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是怎么样影响人们的。对个人来说，心理问题的污名会使人对社会产生排斥并且耽误治疗（Corrigan et al.， 2014) 对公共健康来说，心理问题的污名化促使抑郁、焦虑等精神病和自杀等身体健康残疾的增加，同时也影响着精神疾病的康复，社会预期寿命也相应缩短。

  对社会结构来说，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将会造成歧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麦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的社会医学科学教授理查德·G·帕克和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彼得·阿格勒顿有关艾滋病疾病的污名化（2003）研究中提出，社会需要 “解开束缚那些遭受污名化和歧视的人的耻辱和歧视的线索”，并且认为一种解决污名的方法是从“质疑平等和不平等的结构”开始。

  图3:心理问题污名化造成的危险系数百分比 (来源：JAMA Network Open)

  更重要的是，污名化对经济的影响则大多分布在在特定模式的政治功能。专门研究医学社会学的伦敦大学学院荣休教授格雷厄姆·斯坎布勒提出了政府的“耻辱武器化”的概念认为被污名化的具体目标——如残疾福利接受者无法从金融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必要性中解脱出来。心理问题的污名化是“资本积累”的实践。

  当前紧缩驱动的改革加剧了现有流行病的慢性压力，特别是西方政府正在宣传大批“下层阶级”的人被“困”在对国家施舍的极度依赖中。通过这一种机制，公众同意严厉削减服务。简而言之，西方政府试图通过故意灌输耻辱感和运用心理疾病的污名化策略来管理和/或改变民众的行为(见Paton)。例如，由英国王室成员发起的Heads Together运动虽然致力于通过促进公开讨论精神疾病来消除污名化和耻辱感，但该慈善运动的活动资金是由一些公司和金融组织资助的。

  其中包括零售银行Virgin Money、Dixons Carphone (欧洲领先的专业电气和电信零售商和服务企业)、全球企业巨头联合利华 (Unilever)和贝莱德 (BlackRock) (为机构和零售客户提供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和咨询服务的全球领导者) (Heads Together, 2017) 这些赞助商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以及紧缩改革)的受益者，因此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克尔斯丁·佩顿认为所谓的经济政策正在侵蚀国家福利和社会关怀，从而加剧了社会中最贫穷和最脆弱的成员的精神痛苦。这些所谓的“社会支持”充其量是在“不面对任何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情况下改善症状的孤苦尝试 (Davies, 2016)

  图4:2016年Heads Together在世界心理健康日活动的宣传照片（图片来自:Heads Together官网）

  在中国当今社会中，中国人 “重面子的”观念会加重心理求助的污名化，是因为中国人的心理问题的污名化程度是依赖他人的社会评价来决定的。《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提到， “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导致专业心理求助作为“丢人”的事而被排斥。此外，特别是在一些观念传统的地区，中国人还会担忧心理疾病的污名化而不愿向专业技术人员表露内心秘密。一般来说，这类人的心理问题是由长期积累造成的，比较难处理。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姜海燕（2021）也指出，当环境中存在压迫性因素时，中国人更倾向于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亲戚、朋友等人的不理解甚至指责会使问题雪上加霜，给当事人带来非常大的心理上的压力，使其更加羞愧。而当其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恢复时，羞愧感会更加强烈，觉得自身不可救药，从而放弃了恢复的希望。因此，陷入心理问题的中国人往往因为心理疾病的耻辱感而面临更加大的环境和舆论压力。

  中国家庭和社会群体依靠的人情面子来维持社会秩序相较于西方社会的法律和宗教约束其实更强调羞耻感，从而加重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尽管中国人逐渐重视心理健康，但我国仍然面临心理健康专业技术人员紧缺，和对治疗可选方案总体意识偏低等问题，也造成了心理问题污名化的现象。

  从以上讨论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污名化从来不是一种静态的或自然的现象，而是一种通过对人和地方的集体代表而产生的后果和有害的行动形式。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促使污名化成为了一种文化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特征在建设中国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中也许会出现某些独特的本土形态。

  通过一系列方法论方法和利用不一样类型的数据(访谈、民族志、媒体分析、政策文件、档案研究)，公众认识到污名化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机会的危害超过了精神疾病本身，而反污名运动可能不是减少污名(并最终改善心理健康结果)的最佳途径。污名化与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污名化是如何被用作控制公众的武器，可能是学术界要关注的新的研究方向。

  本文作者许捷，系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曾于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取得人文硕士学位，于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取得历史学学士和国际研究学士学位。许捷的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中国史、性别研究史、后殖民时代研究等方向，作者先后参与和受邀演讲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香港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主办的多项学术会议与演讲报告。

  中科通发经济与社会研究所（Zhongke Tongfa Institute）以“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多视角”为基本理念，以“关注时代需求”为研究主旨，以“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核心使命，致力于拓展有关当代中国发展议题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