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与劳动力处于持续的竞争之中，而且前者往往要等到后者的工资有所增加之时才能获得运用。
只是个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也能成为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社会最有价值的成员。但是，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有几率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甚至想再说一句，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即使不是非常有害的人，可能也是个招人讨厌的家伙。
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
最重要的是，我始终有自己的专业而不是仅仅批评政策。我在学术界有牢固的地位。我不怕失业，不怕受到迫害。
我的一些学生全力以赴去做政策评论，有些人的日子还凑合，但有些，尤其是那些到了华盛顿住着不走的，则处境堪忧。你得找份安静的工作！
我们都有自己的哲学观，无论我们是不是意识到这一事实，而且我们的哲学观并没有太大价值。但是，哲学观对我们的行动和生活的影响却常常具有破坏性。这就有必要通过批评来改进我们的哲学观。
2005年12月10日，第105届诺贝尔奖颁发，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为他们通过博弈理论的分析增强世人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其中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又是一名犹太人。截至到2005年，共有57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犹太人20人，占获奖总数的比例为35%。他们分别是：43
众所周知，按照诺贝尔生前遗嘱的观点，诺贝尔最重视的是物理学奖，其次才是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与和平奖，就没有经济学奖。如果按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的观点，颁奖时经济学奖得主应该与其他获奖者分开坐，经济学很难被认为是一门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最早是由当时的瑞典中央银行行长在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提出来的，并得到该行许多资深顾问的积极响应，紧接着得到诺贝尔基金会、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政府的批准，并于1969年开始实施，颁奖仪式也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举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设立之时起一直在学术界备受各种争议，许多科学家对其“科学性”进行质疑，一方面认为它不应该同物理、化学等硬科学处于平等地位，另一方面认为其理论无法用实验来验证，其实际效益无法评判。尽管争论一直继续着，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却慢慢的变多，获奖的专业领域也慢慢变得多。从微观经济理论到宏观经济理论，从实证经济学研究到规范经济学研究，从纯经济理论到交叉经济科学，均有所涉猎44，而且越来越深奥，越来越复杂。就以2002年获奖的犹太人丹尼尔•卡尼曼和2005年获奖的罗伯特•奥曼为例，其理论非专业人士很难弄懂。
大卫•李嘉图应该说是犹太经济学家的鼻祖，他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也是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而且是当时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这部书中，他逐步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并指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利润、地租的源泉，从而奠定了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对他的这部著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45李嘉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不明智的，主张给予经济以更大的自由、更大的民主，国家的职责只在于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他指出，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实现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正真的保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并且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在发展生产时追求的虽然是个人利益（利润），但是资本家获得利润又是为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符合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要求，因此，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同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体利益是一致的。46此外，李嘉图还探讨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从工资学说出发把工资同雇佣工人的收入相联系，研究了工资数量的基础和工资变动的规律，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发展了地租理论。他因此成为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堪称划时代的经济学家。
大卫•李嘉图的父亲是荷兰犹太人，年轻时移居英国，后来在证券交易中发了大财，成为当时当地的名人。李嘉图的父亲婚后生育了许多孩子，大约17个（也可能是23个），长大成人的有15个，其中9个儿子，6个女儿。儿子中有6人继承祖业，成为证券经纪人。47
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生于伦敦，14岁以前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以后便辍学开始在证券交易所工作，致使在他成名后，许多人嘲笑他先天不足。正如一位英国学者亨利•斯皮格尔所言：“李嘉图的一生是短暂的，并且充满了追随他的人，而他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思想家的成就必须归之于天才。”当然，李嘉图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在经商过程中，他从未间断过学习。
李嘉图的一位邻居是名医生，信奉基督教，医生的女儿比李嘉图大3岁，非常美丽，多才多艺，和蔼可亲，李嘉图深深地爱上了她。他向家人提出要和邻居的女儿结婚的请求，但遭到了父母的拒绝，致使李嘉图和家庭决裂，被赶出了家门，并离开了犹太人团体。有材料证明，“老人不允许儿子同异教徒结婚，但儿子固执己见，老人于是剥夺了他在自己生意中的股份”。李嘉图的婚姻不仅冒犯了他的家庭，就连他的岳父岳母及其亲属“对于这两个年轻人的鲁莽从事也同样大为不满”。所以，“他们从哪方面都得不到支持”。尤其是和自己父母的关系，由于他崇尚自由和独立，早就出现了分歧，婚姻使他和父亲彻底决裂。李嘉图同斯宾诺莎一样，完全成为一名犹太教的“叛徒”。结婚时，他25岁。
1799年，他偶然在妻子疗养院的图书馆中发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爱不释手，从此激起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激动地写道：“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发现你和我同样喜欢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他早期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许多政治经济学论文时，我们每天见面都要花半个小时来讨论这方面令人愉快的问题。”很快他就以《关于通货的贬值》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并赢得了很高的名望。
从16岁开始，李嘉图就成了父亲在生意上的得力助手，他机灵、眼光敏锐、精力充沛，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但他很早就对父亲的专横和保守感到苦恼，并不愿意遵守犹太教繁琐的仪式。他和家庭决裂后，很可能被贫困弄得惨惨淡淡。但是，5年后他就发了财，成为一名天才的金融家和暴发户。到1810年前后，大卫•李嘉图已成为伦敦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之一。正如同时代的人们所言，李嘉图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嗅觉，他反应迅速，但又非常清醒和谨慎。在政府发行公债的承办投标会上，多次成功，获得公债配销权。他不仅在伦敦贵族区购置了豪华的别墅，而且成为有名的百万富翁。尽管李嘉图并不认为行善能医治社会弊端，但他一直是一个慷慨的人，不仅捐款创办了一所学校解决了130名穷人家孩子入学的问题，还经常捐钱给医院和孤儿院，并救济过许多穷亲戚。
婚后，李嘉图一共生了8个孩子。但这位交易所的老狐狸和在家庭中受尊敬的父亲，却有孩子般爱探究的头脑和贪婪的求知欲。26岁时，李嘉图突然将兴趣转向高深莫测的自然科学和数学。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上午在交易所和事务所，他是个与年龄很不相称的冷静、克制的生意人，晚上在家里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和精于钻研的学者。在生意的闲暇之际，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他的休息和乐趣。李嘉图不仅酷爱思考，而且虚怀若谷，他一生都自称对科学只略懂皮毛。但这个“略懂皮毛的人”，却一不留神承担了创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任。在李嘉图生活的那个时代，实际上还没有经济学家这个行当，即使这样，他走向科学的道路也非同寻常，令人惊讶不已。1821年，李嘉图的一个信徒满怀激情地写道：“一个英国人，既不出身于正统科学界，又要忙于商务和社会应酬，却完成了欧洲各大学和整整一百年的科学思想都无力推动分毫的事业，这可能吗？”
李嘉图的卓越智慧是在这些研究活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活动促使他养成了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起了十分及其重要的作用的各种素质：严谨的思维，数学逻辑性、精确性。就在这一时期，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理论情有独钟，并深受影响，成为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后来，他又结识了穆勒和《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穆勒不仅成为他的密友、引路人和信徒，而且成为他的伯乐和写作的推动者。因为李嘉图是一个软弱腼腆的人，所以他常常对自己的写作缺乏信心。正是在穆勒的逼迫下，他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而马尔萨斯则成为他强有力的论敌，在李嘉图短暂生命的晚期主要是同马尔萨斯论战。英国一位女作家同李嘉图见过面后，这样描述他：“李嘉图先生，举止稳重，头脑敏锐，善于不停地思考，在谈话中能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我还从来就没同这样的人争论或辩论过，他争论问题，态度诚恳，他竭力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辩论的胜利。他对反驳他的任何论据，都作出应有的评价。只要别人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有说服力，他决不多坚持一分钟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真理是你发现的，或者是他发现的，都完全一样，只要发现真理就好。同他谈话，总会有所收获，会使你相信，你不是对就是错，使你能更好地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且在谈话中从始至终保持着极好的情绪。”48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写作计划，在《论谷物价格低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于1815年2月出版后不久就形成了。根据穆勒的建议，李嘉图最初只打算将该文加以补充，并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一工作”。10月10日，穆勒给他写信：“我希望你现在能把你在该书方面的进展告诉我一下。现在我认为你已经决心从事这一工作了。”这使李嘉图鼓起勇气打算“进行这一尝试”。11月9日，穆勒针对李嘉图一封灰心丧气的信（“啊，要是我能写一本书该多好！”）写了一封复信。在这封信中，穆勒命令李嘉图“一小时也不迟延地立即开始著作关于地租、利润与工资三个题目的第一个——地租。”49
在这一时期中，李嘉图一直由于文字写作方面的困难而踌躇退缩。穆勒不仅给他寄去了有关写法的详细指导，而且还给出了练习题——“农业的改良将提高资本利润，并且不会直接产生其他影响”——一步一步地提出证明。“因为你已经是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所以我决心让你也成为优秀的作家。”穆勒说。价值问题是李嘉图在12月30日致穆勒信中第一次作为独立论题提出来的。他发现他必须讨论这一问题，他写道：“我知道我不久就会受阻于‘价格’一词，所以我必须请你提供意见和帮助。读者必须先理解通货与价格的理论才能理解我打算提出的证明。”从这时开始，价值的问题越来越使他感到苦恼。1816年2月7日，他写信给马尔萨斯说：“在清楚地理解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的起源与法则方面存在着很多困难，如果我能克服这些困难，这一场战斗就赢得一半了。”50
后来，在穆勒的催逼和鼓励下，大卫•李嘉图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写作。正如穆勒的儿子所言：“要不是我父亲的敦促和大力鼓励，《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就不可能写出，也不可能出版。因为李嘉图是最谦逊的人，他虽然坚信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但觉得自身无力作出正确的表达和解说，因而不敢想象出版的事。”51李嘉图在1816年12月2日的一封信中，总述了穆勒对他的帮助：“如果我的事业能够成功的话，主要是由你而得来的。因为假如没有你的鼓励，我想我不会进行下去，而且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上——在编排各章节次第以及删除繁词冗语方面——我都要仰仗你的帮助。”52
可见，一位良师益友对一个人的成功多重要。1820年7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已经准备发行第三版了，前两版重印时，李嘉图针对一些批评意见都作了修订。在对第三版的修订过程中，李嘉图重读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并计划针对该书对自己的批评进行抨击和辩护，但穆勒反对他这样做，因为他担心会使该书的“争论性太强”。53尽管他对马尔萨斯的许多意见不同意，但他还是在新版中作了解释和段落的修改。其中典型的是第一版和第二版中下面一句话的修改：“谈到地主的地租时，我们毋宁把它视为全部产品的一个比例。”在第三版中这句话结尾的几个字改成了“用一定资本在某一农场上获得的产品的一个比例”54。后来，针对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批评和误解，李嘉图专门出版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2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一书，作出了理性的回答。再一次体现了李嘉图对自由和线
李嘉图这样有地位、有志向的人从事议会活动是十分自然的。为了进入下议院，他从爱尔兰偏僻小镇的一个破产的大地主那买了一个议员的席位，开始了自己的议员生涯。在议会里他只待了4年，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李嘉图表面上既不属于执政的保守党，也不属于在野的民权党，他秉承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持独立的立场。他继续反对谷物法，主张贸易自由，缩减国债，改进银行业务和货币周转。在他的演讲中，经常发表有关主张出版自由和反对限制集会权利的精彩言论。他同亚当•斯密一样，在政治上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议会的活动几乎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他甚至常住在伦敦，阅读文件、写信、会客和撰写有关谷物法和国债的著作和发言提纲。议院开会时，他是最认真和正直的议员。
那几年，李嘉图成了整个欧洲经济科学的中心。在182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成立之前，经济学家的聚会，经常在他家里召开，后来，他成为俱乐部公认的领袖。他是一个非常善良、谦虚、有分寸和有魅力的人。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评判一个思想家，就仿佛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当下的时代一样，要比单纯沉湎于其话语体系中给人类带来的感受更生动。看他们穿行于历史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能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领悟。正是从这些烙印中，我们才可以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常不同的遭遇。
哈耶克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之一，堪称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坚定捍卫者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他的一生丰富多彩，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见证过大萧条，目睹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衰亡，并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欣慰地看到了自由市场思想的复兴。他还成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导师，对苏联、东欧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转型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巨大推动作用。哈耶克的思想活动跨越了经济学、政治哲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用一系列权威的著作论证了自由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法律、政治、伦理和经济条件。尤其是其代表作《通向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后，在全球获得了极大反响，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历史进程。在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怀和对自由、法制的呐喊，并实践着“观念打败观念”的历史责任，用持之以恒的努力证明了“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这一伟大的真理。他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还是一名“伟大的道德家”，他将专横自负的权力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是一名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55。
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在其名著《论自由》中写道：“比起个人来，时代更不容易出错——因每个时代都有许多种观念，在今后的时代不仅被认为是错误的，简直就是荒唐的；同样，有许多现在被人普遍接受的观念，今后可能遭到排斥；也有许多过去被人广泛接受的思想，会遭今人抛弃。”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哈耶克一直在挑战着一个传统观念：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和更公平的经济生产形态。哈耶克论证了传统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其他人也曾经作过尝试，尤其是他的老师米塞斯，但没有一点人像他那样清晰而有力地阐明拒绝传统社会主义的理由，也没有一点人像他那样富有成效地拓展了这些论证，使之从经济秩序领域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他不仅写出了伟大的《通往奴役之路》，还写出了《自由》《法、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等名著，充分界定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及含义，他的核心理论就是：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他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提出了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的理想，试图“将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保障个人自由和群体之秩序，也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人们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看法。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西奥多•赫茨尔和战争狂人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哈耶克的父亲是一名归化了的犹太人，他不仅是一名医生，而且还对植物学感兴趣，创作了大量专著，并成为维也纳大学一位兼职植物学讲师。他的母亲出生于一个富裕而保守的学者家庭。他的外祖父弗兰茨•冯•尤拉舍克是当时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三大鼻祖之一庞巴威克的密友。他的祖父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30年的自然科学，撰写了好几部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在当时也相当出名。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工作的那种敬畏，那么，我可能会改变我自己的发展趋势。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野心的影响……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什么东西比成为一位大学教授更高贵。”56想成为一名高贵的学者，也是犹太人最普遍的文化传统，即使归化了也改变不了这种思想。所谓的改宗和归化，无非是想避免反犹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海涅、托马斯•曼等都是“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他们的骨子里流的还是犹太文化的血。
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的气氛中长大的，他认为：“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他们欠缺的品质也很多，包括：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和信任邻人的善意。”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时候（也有的书说维特根斯坦是哈耶克的堂兄），哈耶克回忆说：“最让我震惊的，是他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奔走于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中。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能宽容本人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显得十分粗暴，甚至令人不快。对每种习俗都要予以深入剖析，对于每种传统形态，都要揭露出它是骗人的。”57
在哈耶克成长的过程中，给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每次搬家的前提就是要有地方来陈列它们。哈耶克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还对摄影、骑自行车、滑雪、帆船、攀岩、登山和戏剧等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尽管有些运动危险而刺激。他当时是个身体瘦高、不修边幅的男孩。在宗教方面，虽然归化了，但从未去过天主教堂。“到14岁那年，我确信，没有人能够对‘上帝’一词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不管是声称信仰上帝还是不信仰上帝，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事”。他家的亲戚大多是归化了的犹太人。哈耶克家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归化了的犹太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58在他的短篇小说《研究瑜珈的人》中所说，犹太人跨立在两者之间：一种原因是对自己从未见过的国家的丧失感，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一个国家的厌恶感，反映了都会存在于美国犹太人之中的“做犹太人难，不做犹太人也难”的矛盾心理。59而对于归化了的犹太人更是如此，信仰犹太教难，到新教教堂做礼拜更痛苦。于是，干脆放弃信仰。
哈耶克从小就是一个叛逆的孩子，虽然脑瓜很聪明，但学习上不用功，让大部分老师恼羞成怒。在14岁那年，除了生物学以外，拉丁语、希腊文和数学都不及格，不得不留级一年，即使换了两所中学，仍然常和老师闹别扭。奇怪的是，在家里却是另一回事，哈耶克俨然成了一名小学者，是父亲植物学研究方面的“得力助手”。在后来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他终生对进化现象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哈耶克父母的关系很和谐，全家人经常在阳光下进餐，无所不谈，非常幸福。他的父亲不仅酷爱植物学，而且精通德国文学，每个晚上都在灯下给全家人朗读席勒的诗歌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这给哈耶克的内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年3月，哈耶克在离18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参军了，受训7个月后，被派往意大利前线。在战场上，哈耶克不仅受过伤，并且还有一次差点送了命，他后来听力不好，可能和炮弹的爆炸有关。正是在战斗之余，他阅读了一些有关经济学、伦理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引发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1918年年底，奥地利战败之后，哈耶克退役并进入了维也纳大学。
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进入了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传统的课堂，卡尔•门格尔、庞巴威克、维塞尔等经济学大师的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他。这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关注人的需求、欲望和最高的生活水平，而这又需要最科学的知识。课余时间哈耶克还热衷于心理学、解剖学和法学，并经常出没于许多名教授讲座的课堂上。哈耶克晚年评论说，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没有哪个地方能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那样激动人心”。而使维也纳在思想学术方面举足轻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犹太人社会，他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学问的知识群体，共有20万人之多，而到二战后却只残存8000人左右。20世纪初期，维也纳的人口约为200万。当时，虽然哈耶克出入于天主教文化圈中，但还是与许多犹太教师和学生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因为在当时的维也纳大学，大部分学生很少在学校上课，而是去找私人教师辅导功课。很多私人讲师是犹太人，并且他们的思想水平是一流的，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哈耶克活跃在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中，这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推动很大。
年3月到1924年5月，当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了政治科学学士的第二学位后，开始游学美国。在整整15个月的时间中，哈耶克每周只花60美元，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据他后来回忆说：“我根本就没有参加纽约的文化生活，因为我就没有闲钱到处乱跑。”他冒冒失失地到了纽约，由于无法和他投靠的人联系，他差点到一家餐馆去刷盘子，后来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封推荐信帮了大忙，使他到处受到款待。熊彼特曾是他外祖父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我亲爱的妈妈晚年常对我讲，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脚上穿了两双袜子，因为两双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穿遮掩一下。”在他的导师维塞尔的举荐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打算给他一笔奖学金。就在获得奖学金的通知书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却踏上了返回维也纳的行程，因为他要结婚，并要担任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当时他还未满24周岁。哈耶克在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时任美国经济研究局局长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米歇尔。米歇尔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最大的不同，是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由于受到米歇尔的影响，在哈耶克后来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部分。哈耶克后来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在米歇尔手下进行过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成名的有很多，包括犹太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美国期间，哈耶克蓄起了胡子，几十年后，他开玩笑说：“我现在对美国学生讲话的时候，有一个很有用的开场白，我总是说，‘50年前，我为了抗议美国式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起了胡子——’（大笑）。”60
对哈耶克帮助最大的经济学家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61，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1921年帮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个工作职位，该职位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哈耶克很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我可从来就没在我的课堂上见到你’（大笑）”。“这绝大多数都是真事。我曾经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套近乎。不过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而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是副理事长。”米塞斯是一个绝对理想的领导，不仅非常体谅下属，还随时愿意和人探讨经济问题，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不仅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扬克斯教授，而且还经常邀请哈耶克参加他的“私人研讨会”。于是，米塞斯成了哈耶克的学术领路人，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而哈耶克的哲学方法论，则受到维塞尔和米塞斯的共同影响，维塞尔也是当时一个重量级经济学家，一直是哈耶克的导师，也是一名犹太人。
在米塞斯的影响下，哈耶克和他的大学同学发起了一个“精神兄弟会”，小组每月聚会一次，讨论很多问题，成员大部分是犹太人。参加讨论的成员有：马克斯•明茨，后来到了美国，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阿尔弗莱德•舒茨，社会学家、哲学家；瓦尔特•弗勒里希，历史学家、律师；弗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哈贝尔勒，后来成为经济学家，出任维也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莫尔根斯泰因，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马赫卢普•弗里德里希•雅诺西，历史学家；哈贝尔勒和马赫卢普，后来都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不定期参加讨论的还有艺术史家奥托•贝内施和约哈内兹•韦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温特尔尼茨、心理分析学家韦尔德尔。虽然哈耶克的“精神兄弟会”和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有个别重合，但“精神兄弟会”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参加，讨论的话题更广泛，涉及文学、绘画、音乐史、历史和政治哲学。讨论会的惯例是，发言者一定要提交精心准备的论文，而且不允许讨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哈耶克试图结识各个学科的才子，而不单单是经济学家。讨论会一般是在私人家中举行，一家一家轮流做东，不吃晚餐只准备三明治和茶，通常参加者不超过12人，而且没有女性。正是米塞斯的私人沙龙和哈耶克的讨论小组，成为当时维也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的摇篮。后来，由于受到维也纳大学一批反犹主义倾向严重的经济学家的干预，沙龙逐渐消失，而且一批犹太会员被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开除。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哈耶克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62。
年1月底到2月初，哈耶克应伦敦经济学院的邀请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了4次极受欢迎的演讲，并使他得以执教该院。在20世纪30年代复兴的“反集体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涌现了5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波普尔、熊彼特和贝弗里奇，除凯恩斯和哈耶克外，其他3位都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伦敦经济学院对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拉汉姆•华莱士、艾德礼、达尔顿和西德尼•韦伯等，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哈耶克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后，罗宾斯让哈耶克在该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他连篇累牍地开始尖锐批评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凯恩斯当时执教于剑桥大学。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很快就结识了著名民主社会主义者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被誉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塑造了如此多的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都曾在拉斯基手下学习过。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课，他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是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对他非常反感。他后来回忆说：“那是在1939年8月，晚饭后，拉斯基就苏联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大家要听9点钟的BBC新闻广播。结果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这让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苏联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20多分钟前还在毫不吝啬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但哈耶克还是同拉斯基来往频繁，不仅因为他们同为犹太人，同时他们也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但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彻底结束了。
罗宾斯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主任，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该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约翰•希克斯、科斯、刘易斯等多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他手下工作。从哈耶克一进入该院起，罗宾斯就对他另眼相看，并为他的思想所折服，尤其是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罗宾斯入主伦敦经济学院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首相麦克唐纳于1930年任命了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以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情况，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但罗宾斯和凯恩斯互相叫劲，合作很不愉快，哈耶克率先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就是罗宾斯安排的。哈耶克的评论，奠定了未来若干年内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位置，因为该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历来就对凯恩斯和剑桥没有好感。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认为凯恩斯的表述艰涩，不够系统，含糊其辞，希望凯恩斯“先停下来，从而为下一步的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与此同时，由罗宾斯和哈耶克在伦敦主持的讨论课也异常火爆，吸引了相当多学生和老师。正如罗宾斯所言：“活着本身就令人惊喜，而年轻则是天堂！”哈耶克刚到伦敦时，凯恩斯还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难道不是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是本文采斐然的书，因为它直言无忌，思想独立”。即使是他们后来的关系弄僵了，哈耶克仍对凯恩斯的许多方面称赞有加，他“能够同时做无数的事情：教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搞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等的细节问题”。凯恩斯把哈耶克给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他的评论时大为光火，部分原因主要在于，他感觉自己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因为，1927年初时，哈耶克曾烦请凯恩斯给他买一本书，并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礼物，凯恩斯写信道谢，确实非常友善，这可是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给一位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信啊！凯恩斯对来自哈耶克的批评非常反感，他猜想哈耶克想以对自己的批评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并借此讨好罗宾斯，因此他们通了几封信进行交流，但凯恩斯措辞激烈，充满着冷嘲热讽。在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广为人知的赞扬信，但信的一开头就警告哈耶克：“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有趣的是，所有的哈耶克信徒，后来都投奔到了凯恩斯的门下。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的成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由于他广泛的兴趣和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娴熟的英语和无可匹敌的演讲技巧。而哈耶克的课堂却不同，虽然他学识渊博，面带微笑，但讲话声音太小，想法太多太杂，而且英语蹩脚。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听到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讲课，我们大家都很兴奋，都跑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开始用英语讲课，结果大家都听不懂，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结果还是听不懂，最后只好放弃他的课。”约翰•加尔布雷思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过访问学者，他对哈耶克和罗宾斯主持的讨论课记忆犹新：“哈耶克的讨论课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研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讲话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过，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他的一位学生插话，对利率概念本身提出批评，‘荒唐，’他说，‘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中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是奥地利学派一向关注的问题。在1920年，米塞斯就发表了有关文章，对社会主义进行质疑：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是不是有可能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烤鸭怎样会飞到同志们的嘴边？米塞斯的论证核心是价格问题，价格至关重要，必须得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没有交换体系，就很难出现有效率的经济决策。有关社会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10年后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指出：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30年代则由哈耶克出战。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谁最适于管理资源，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样困扰着社会主义体制。“市场社会主义”——即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融合起来——“不过是件赝品而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伦理理论，从经济学家角度分析，它在实际中很难维持下去。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令人震惊的音符结束——发现死亡集中营、种族灭绝和使用，那么，它的开端同样令人目瞪口呆。希特勒在1932年的大选中掌权，并在选举中获得60%以上德国人的支持。此后，纳粹获得了独裁权力，其他政党统统遭到。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1938年，哈耶克正式成为英国公民。战争期间，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私人关系也密切起来，哈耶克经常和凯恩斯一起站在国王学院的房顶上观看炮火消磨时间。哈耶克赞扬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这本小册子也吸取了哈耶克有关战后征收资本税的一条建议。哈耶克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写出了《理性的滥用和衰落》一书，后来扩充为《科学的反革命》，为他今后的思想找到了从个人主义入手的方法论。
战前的欧洲，费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颇有影响。“费边是古罗马的大将，以讲究谋定而后动知名。费边社会主义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着根本性缺限，但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它主张以民主、和平渐进和点滴改革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鼓励知识分子谋定而后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良。”63《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对于欧洲战后的出路发挥了指点迷津的作用。这本书站在旷野上大声疾呼：全权社会主义将给人类带来道德上和经济上的奴役。但这一观点，在1944年的时候无人知晓。哈耶克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很有一定的概率会实现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而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早在二战进行中，哈耶克就预言：“现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事实：我们可能有重复德国命运的危险。”在当时的大多数人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怎么能认为英国有变成纳粹德国的危险呢？而哈耶克敏锐地发现，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将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其结果就跟德国和苏联一样。
哈耶克认为：在德国产生了一种以纳粹主义为最高发展形式的思潮，推动这种思潮进行发展的人，往往具有高水平的道德素养和良好的意愿。德国人之所以痴迷于纳粹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中存在着本质上的邪恶，而是因为他们信奉了集体主义思想：
问题不在于德国人为何如此邪恶，而在于：在过去的70年中，环境的影响使一套特殊的观念得以逐渐发展，并取得了最终胜利。为什么这一最终胜利却使德国人人性中最邪恶的因素发展到了极致？
哈耶克的成就就在于正确地抓住了要害：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和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所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最后总是导致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扼杀个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哈耶克认为，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民主只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一种有效工具，但它不可能不出错，也不能保障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用丘吉尔的话说，“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哈耶克反对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反对民主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并不能储蓄或投资，只有个人才能做这些事情，一切市场制度都产生于个人的自由行动中。自由社会转变为极权主义制度有三大原因：一是政府运用通货膨胀的措施来管理市场经济；二是社会公平的观念严重地威胁着市场效率和个人自由；三是委托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来制定公众行为法规和政府法规，轻易造成特殊利益集团和虚伪的“集体目标”。64
哈耶克的理论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为西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同时也坚定了英美资本主义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心。哈耶克还注意到，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从希伯来人提出所有人都是上帝平等的孩子的概念，再到希腊人强调人文主义，到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观点，及由此而形成的人人都具有价值、基督爱每个人的观点，一直到罗马人提出的法律之下的平等思想——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并优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正是它突出和强调了每个个体的重要性。这就是个人主义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就是法治。哈耶克认为，对于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再也没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的地方，人们不可能自由。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要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的约束，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自由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法律至上。
哈耶克开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并不仅仅针对纳粹德国，而是将其与苏联相提并论，并揭示东方极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斗争。由于苏联压制不同意见，所以哈耶克认为，苏联比纳粹德国还恶劣。几乎在一夜之间，英国、美国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人手一册《通往奴役之路》，这坚定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尤其是那些政界人士，再不用在“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免于匮乏”等概念中纠缠了，哈耶克的书成了一种警示和呐喊。1945年4月，《读者文摘》在美国发表了一个缩写本，并称之为“我们这一代最著名的一本书”，结果又卖出了60万本读者文摘版。政治学家艾本斯坦在《人与国家：现代政治国家》一书中评论道：“最著名的反计划论著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广泛地发售这本著作……哈耶克相信，在计划经济中，总是‘最坏的人爬到权力顶峰’……而英国等致力于制订社会主义计划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将告诉人们，‘从集体主义的角度看，绝不宽容、残酷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欺骗和间谍活动，完全无视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对于维持计划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只要哈耶克继续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他的反全体计划体制的经济学，他将始终走在通往自由的高速公路上。”65而一个月后，丘吉尔在英国大选中提到了哈耶克的看法。哈耶克成了大名人，而《通往奴役之路》则成了一种象征。1947年11月6日，著名的朝圣山学社诞生，哈耶克担任主席。哈耶克说，学社的创建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复兴，“美国人给了我莫大的荣誉，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则相信，知识分子开始真正严肃地致力于复兴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自由观念的活动，始于朝圣山学社的创建”。
哈耶克在英国的最后一年离婚了，这件事让他跟罗宾斯的友谊令人痛心地破裂了。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他的第一位妻子太薄情了，并有违他心目中哈耶克的道德形象。为此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1949年，哈耶克同他的第一位妻子分居，1950年在美国阿肯色州办理了离婚手续。哈耶克专门跑到阿肯色州，主要是因为该州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几周后在维也纳，哈耶克同他的初恋情人海伦娜结合。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并在整个五六十年代被英国人遗忘，罗宾斯也慢慢的变成为凯恩斯主义者。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同波普尔的友谊。波普尔回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我平生第一次到伦敦后，立刻去拜访了哈耶克，他对我不单单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曾向他推荐我那本《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结果下周见面时，他已经读完了，而且非常认真地同我讨论这本书，并请我去他的研讨会上宣读一篇文章。你们能想象，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哈耶克不仅无微不至地体贴照顾波普尔，为他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找到了出版社，还写了最热情的书评，并使波普尔得到了高级讲师的职位，这使波普尔对哈耶克终生感激。1944年，波普尔写信给哈耶克说：“我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一位当世的思想家那里学到的都要多。”尽管波普尔热情地赞颂和感谢哈耶克，但他从来不承认哈耶克或任何其他人是他的权威，这或许和犹太人反对偶像崇拜的诫律有关。与此同时，波普尔也深深影响了哈耶克，两人甚至有许多思想相当接近。一位研究哈耶克思想方法的学者曾把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1936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始于1937年，则融会了波普尔的观点。波普尔曾回忆说：“我觉得我对哈耶克的兴趣转向发挥了一点点影响。”也就是说，波普尔认为，从《自由》和《法、立法与自由》开始，哈耶克阐述的所谓“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的思想乃是得益于他。
哈耶克的世界观中高扬人的精神——个人循着自由与真理，追求一种适合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的能力。显然他的这种认识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但却与基督教的认识相通。在基督教中，生活中重要的是保持精神的纯洁，出于错误的理由做好事不能证明行为者的合理性，只有基于正当的理由做的事情才算是合理的。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唯一的一条道理是合乎基督教教义的，那就是信仰自由和真理，通过自愿地从事正当行为来验证自己的信念。哈耶克认为，种种试图为改善人们的境遇而剥夺人们的自由的努力，正好摧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由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关键还是人道的过程。但是，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谈论个人的道德和伦理。
年，哈耶克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哈耶克大吃一惊——自己竟然能够获奖；而缪尔达尔也很惊讶，自己竟然要跟人分享！因为瑞典一直是福利国家的典范，被一些人视为“中间道路”——开始的时候是介于法西斯主义与之间，后来则是介于资本主义和之间。然而，瑞典人所提议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在影响经济学界倒向资本主义一边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对自身的获奖，哈耶克确实非常惊讶。他以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会认为他“太过时和衰老了”，应该奖励那些近年来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经济学家，而不应该授奖给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况且近年来他的学术兴趣转移，已经不再搞专门的经济学研究了。当然，他没有拒绝去瑞典领奖。他说：“既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创立了，那么，能够荣幸地与人分享这一奖项，我当然特别高兴。不过，如果当初有人来问我是否应当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会毅然决然地予以反对。我担心这样一个奖项使更多的人追逐科学的时髦。”
由于索尔仁尼琴66也来参加12月举行的1974年度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因而这届颁奖典礼非常引人注目。哈耶克在《自由》和1956年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前言中都曾说过，“具有着强烈感染力的文学样式”对于创造一种“冷静”对待社会主义的“精神情况”具备极其重大作用。后来他谈到过索尔仁尼琴，他说：“索尔仁尼琴是个很复杂的人物。由于我和他同时去参加诺奖典礼，所以结识了他。最近，我的《通往奴役之路》出了俄文版，于是我送给他一本。他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该书，他很快给我回了封信，说他简直难以置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