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植物生产系，19 4 9年1月1日初赴美留学，就读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先后获得硕士（19 5 0年）和博士学位（19 5 3年）。19 5 4年2月-1955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肉类研究所工作。19 5 5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19 5 5年11月至1983年8月，任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 7 9年7月-1983年8月，任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19 8 1年加入中国。19 8 3年8月-19 8 4年1月，任华南植物研究所代理所长。1 9 8 4年2月-1986年10月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1997年12月退休。
2018年8月17日凌晨3时20分，癌细胞夺走了郭俊彦的生命。这位和钱学森同一批回国的留美博士，毕其一生将华南植物园快速推向进军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轨道。关键时刻，他为国家、广东做出了卓越贡献。
1926年11月14日，郭俊彦生于上海小商家庭，成为家中的老大。郭俊彦的弟弟郭俊雄退休前是同济大学数学系退休副教授。他说，他们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目睹了国家贫穷落后、遭遇侵略欺凌的种种场景。
郭俊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在学校也非常活跃，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大学期间，常与同学鲁平（原港澳办主任）、梁於藩（原驻联合国大使）等一道参加。他大学毕业后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其间获赴美深造的机会，1949年元旦赴美，就读于密歇根州立大学。郭俊雄说，哥哥求学期间写的信中常言要回乡报国。
一年后，郭俊彦拿到硕士学位，1953年又拿到博士学位。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1953年年底博士毕业后，郭俊彦无法立刻回国，成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肉类研究所的研究助理。
等到留学生可以回国时，郭俊彦立即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于1955年7月初踏上了回国的轮船—威尔逊总统号。为此，他和恋爱多年的女朋友分手了。这一班轮上有10多位留美学生，包括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钱学森则在之后的一班回国的轮船上。
1955年8月1日，郭俊彦从威尔逊总统号走下，踩到祖国的第一寸土地便是广州，彼时他不曾想到，他会在这里施展他的所有才华，奉献自己的整个人生。
郭俊雄回忆，大哥从广州登陆后就直接到北京，然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希望留在上海分院工作。但当年华南植物所急需人才，副所长张肇骞院士找到他。郭俊彦心里不太愿意，但终究是听从组织分配，来到了最需要他的华南。
郭俊彦回国后认识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营养医师，两人很快结婚，婚后又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后来组织将其妻子安排到广东工作，小夫妻才开始生活在一起。
华南植物园前身是由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在1929年创建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1954年改隶中国科学院，同时易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2003年10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郭俊彦回国后第一批学生、今年83岁的林植芳回忆，“郭俊彦到广州，中科院领导和当时的副所长张肇骞找他谈话，希望他协助陈焕镛院士和张肇骞院士把华南植物所从原来仅有单一的植物分类学科建设成为具有综合性学科的研究所。我觉得他后来是将这个目标当作自己一生的重任。”
早期的植物分类学科，主要是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对植物进行观察和分类。中科院的领导希望郭俊彦能在华南植物所开创实验性学科，对植物本身生命活动的规律进行深刻的研究。因此，郭俊彦一到华南植物研究所就着手筹建了第一个实验性学科—植物生理研究室，开始做植物生理方面的实验。
林植芳回忆，当年她刚到华南植物研究所的时候，植物生理研究室能够说是一穷二白，研究室内除了一台分光光度计和一台磨粉机，就只剩下一些烧杯、量筒等瓶瓶罐罐。但很快，郭俊彦就让研究室多了很多她和大家听都没听说过的仪器设施。“他从海外留学回来，视野很开阔，当时只有他知道一个研究室要哪一些仪器设备。”
林植芳说，为了建设实验楼，郭俊彦自己查阅国内外有关联的资料，参访相关实验室，提出了完整的设计的具体方案，从总体结构到台、架、水槽的布局等等细节，一切都亲力亲为。
华南植物园植物生理生化研究组首席研究员张明永是郭俊彦后期的学生，在他看来，郭俊彦很突出的特点是，一直关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实验中寻找规律总结理论，通过理论指导实践，他领导或参与的研究课题通常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华南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陈忠毅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无法从国外进口橡胶，而我国当时只有在海南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可以种植橡胶树，产量远不能够满足需求。小到胶鞋、轮胎，大到火车卫星等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国家科委组织的全国攻关“橡胶树北移”问题，希望将海南岛的橡胶树引种到其它地区，扩大橡胶产能。
华南植物所作为主要的协作单位，由郭俊彦领导的植物生理研究室对三叶橡胶树关键的怕冷问题进行研究。1960年-1965年，郭俊彦领导的生理研究室大部分人员皆以此为重点进行攻关。研究结果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
同事黄邦彦回忆，广东水果种类非常之多，但由于采后保鲜的措施的应用缺乏，有水果“亡国”之讥。在郭俊彦的指导下，他们根据生产部门的要求，对广东生产基地进行考察，并收集国内外有关这些水果的资料，如香蕉、柑桔、荔枝、芒果等采后保鲜材料，先收集翻译再作介绍，油印再逐渐铅印，出版各种书籍，加以系列推广。同时组织生理室人员研究水果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以减少果农采后因贮藏不当带来的损失……将广东变成名副其实的水果“王国”。
为了充分的利用南方坡地和山区生产粮食作物，郭俊彦先后从哥伦比亚、澳洲、泰国等地引进100多个木薯试管苗品种。从中快速选育出的“南植199”淀粉含量达36%，深受南宁、柳州、钦州等地淀粉厂欢迎，推广种植培养面积80多万亩。
1989年10月下旬，哥伦比亚热作中心的育种家来所现场参观时欣喜地表示，他们将各种木薯试管苗提供给了印度、印尼、泰国、海南、广西等地，仅华南植物所获得成功。
郭俊彦病逝后，昔日同事回忆他的卓越贡献时才发现，对于老所长日常生活的记录寥寥无几。
“他平时为人很和蔼，也很低调，加上工作上太突出，以至于我们一说起他都是说工作方面的事情，”陈忠毅和林植芳这些和郭俊彦共事了几十年的老同事均如此表示。在他们看来，郭俊彦本身一直都是华南植物所的“风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华南植物所工作开始，郭俊彦作为华南植物所第一位留美回国的博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也给人们很不一样的印象。办公室内，打字机滴滴答答响个不停，吐出来的经常是英文，时不时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办公的地方和海外专家进行电话交流。
陈忠毅还记得，郭俊彦每次邀请海外的专家来华南植物所，“他拿出的那套行头是很厉害的，西装领带笔挺挺的，专家走了，他就换上非常朴素的衣服，骑个单车带着一叠资料在园里穿梭于各个研究所之间。”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鹏1992年考入华南植物所，他在纪念文集中写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握着几本期刊，步履略有蹒跚但也匆匆，时常行走在椰风阵阵的南国小路上。这道别致的风景线，是我就读华南植物研究所期间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画面主人公就是对我步入研究之门产生深刻影响的郭俊彦先生。”
